［摘要］
有关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小题大做和宏观整体的研究前人都已经做过很多了。一般看来，既没有足够的文献也没有认真和较深层次的阅读古代文献，文章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写出来的，故此笔者自谦没有“真实”能力来“应付”一篇音乐教育相关的史的研究。如此，笔者结合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音乐教育研究方法）随即谈些想法而已。
［关键词］
官学 私学 音乐教育史 孔子 真实
由于多时倾注于音乐教育方面的研究，近日笔者再次翻阅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一书。该书（《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为我国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项目“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八五课题共分国内及国外两大部分，作为“史”的研究，该书不仅在文献上使得读者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将中国古代的音乐教习活动分为几大类，清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获悉，该书荣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仔细翻阅此书，笔者发现书中纵横脉络清晰，点面内容丰富。大致全书共可分为以下几条线索：官学与私学中的音乐教习；琴学活动；各家教育思想；“艺”与“技”。如作者所言“所有内容均以历史朝代的分段为基本的体例，来叙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基本状况及其历史发展”。尽可能的涵盖了自上古时期至近代的音乐教育历史。除列举了很多的史料外，在附录中还增补了很多原始文献选编。
一、读“史”与评“史”
笔者认为，“史”之所以为“史”，是因为它所发生的时空的特殊性。有关史学研究方法的文章数不胜数，在《中国音乐年鉴》每期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史学研究的文章，涉及方法论和研究成果。且不说研究者的立场，作为学习该课程的学子来说，首先要有一种客观的看待“史”的视角。对于客观存在的“史”来说，我们是观察着，是读者，在文献与历史存留物面前我们是使之有意义的主体。也就是说研究历史的“研究者”与“史”之间存有一种关系，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对话”。在对话中，我们和“史”——作为被观察的客体存在——建立了一种“意义”被赋予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意义”是否就是真实存在的“史”的意义呢？这就是笔者所认为的“读史”与“评史”的区别。如果我们随意将一些史料摆放在一起，就立即下个怎样的结论，未免有些牵强有些不尽风雨，甚至可能被作为笑柄。这就是随意评史的后果。但笔者也不反对评史，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说。晚学也只能希望倾听专家们的研究，在青年时期还没有太多文献量的时期，向该领域的师长们多多学习，去认真的“读”而不是“评”
二、博古通今 以史为鉴
今日“史”在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关于古代的音乐教育就更多稀少。也许有偏见，也许有文献的“冷板凳”功夫越来越受到这个荒唐的时代催赶，叫人们不再“读”书，而是抄书。有学者曾经指出，如果把某一专业的文章用计算机统计一下，其基本材料的重复率不会低于百分之九十；更为恶劣的是，对客观材料的断章取义或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而百般曲解文本，这种学术“硬伤”在新时期理论界更是不胜枚举。 笔者有意在百度往上搜索已证明这种现状，“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的搜索结果是17000篇，“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结果是10400篇，“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 泰伯”7310篇。一谈到古代音乐教育就会谈及孔子，顺理成章的就提到了孔子，甚至是无一例外的都要去引用这一句话。从刚才的数据中不难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可能知道孔子“九字真言”，但是同时带有文献出处的还不到半数。
我们研究史，读史不仅仅是要写出东西，然后冠冕堂皇的冠之以“文献”或者是“成果”的称谓。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解过去，把我们从“过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同时，还要能够提供一种供我们今天理解现状的某种框架，如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提出的乐教思想都为我们理解今天的音乐教育的作用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的价值。此外，我们也依然可以通过研究历史，为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课程改革而寻找证据，如孔子乃至明末清初的颜元等人提出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样才能将史的研究变为“活”史，而非像大多数民族音乐学的成果，束之高阁“典藏起来”。在音乐教育界，史类的研究应该受到大力鼓励，尤其是年轻学者们的文献功底应该得以加强。不仅在国内情况不容乐观，在国外的音乐教育界史类的研究也呈逐年减少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