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与心的和谐，应该是人类行为协调发展和获得完美运动机能的一项基本原理。音乐表演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和运动机能，自然也不应例外。然而，身心和谐的原理，在音乐表演学习和发展中的实际应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音乐表演的学习，无论是在初始阶段还是在较高级的阶段，肌体力量的实际投入，往往超乎实际投入的需要，而且是在肌体运动和心理运动不协调的状态下，做出这种不经济的投入的。实际上，不仅仅是音乐表演，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是大多数运动机能在力量投入方面的通病。这种通病的根源，又往往是身与心之间协调不足造成的。
       19世纪末，这种厄运降临到澳大利亚一位莎士比亚独角戏演员的身上，使他的嗓音机能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所幸的是，他运用身心和谐的理念，通过对自身状态的反复观察和矫正，发现了表演运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身心不和谐因素，创造性地发展了对人类自身运动机能进行“再教育”的体系­——以发明者姓氏命名的“亚历山大技术”（Alexander Technique）。
       本文概括地述评“亚历山大技术”的缘起和发展、基本概念和发展价值，供有兴趣的同行参考。

 

      “亚历山大技术”的创始者弗雷德里克•马西亚斯•亚历山大（Frederick Matthias Alexander ），1869年1月20日生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北海岸的温亚德，自幼喜爱文学、诗歌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曾学习小提琴、讲演术，25岁成为职业的莎士比亚独角戏演员，活跃在澳大利亚各地和新西兰的舞台上。不久，这位戏剧朗诵演员嗓音沙哑，经医生检查，嗓音的生理机能并没有明显的病变。亚历山大使用三面镜子，对自身的呼吸、发声和整个躯干以及心理的协调状况进行长期的观察发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学习和工作的各种运动过程中，常常违背自然的身心和谐本性，为了追求和实现动作的目的，不断积累着不合理的、紧张的运动习惯和弊病。在观察的同时，亚历山大建构了一套缓释和消除肌体紧张状态，使运动机能和心理机能得以协调和康复的体系，不但恢复了自己的嗓音能力，而且在墨尔本、悉尼开始向一些演员患者传授他的技术，一些医生也介绍同类患者登门求治。

       1904年，受英国的邀请，亚历山大赴伦敦传播“亚历山大技术”，先后在维多利亚大街的陆海军大厦和爱舍利广场16号，从事系统的教学和康复医疗工作。一战和二战期间，受战乱影响，亚历山大的学生数量锐减，为了保持和发展他的技术，1914至1924年，亚历山大几乎每年均在美国度过秋季和冬季，把“亚历山大技术”带到北美，1940至1943年客居美国。其间，亚历山大曾为杜威授课，与杜威保持这种关系达35年之久，受到这位世界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高度赞赏。1930年，在伦敦建立起三年制的“亚历山大技术”师资培训模式。1918年、1923年、1932年和1943年，先后出版有关“亚历山大技术”的观念和过程的四部专著：《人的最高遗传》（Man’s Supreme Inheritance），《个体的建设性意识控制》（Constructive Conscious Control of the Individual ），《自我的运用》（ Use of the Self）和《生命中的宇宙常恒》（ The Universal Constant in Living）。1947年，亚历山大受外伤，致使左半身瘫痪，自我医治一年后痊愈，仍坚持执教，直至1955年在伦敦逝世。

        “亚历山大技术”使许多音乐家受益，包括美国小提琴家、指挥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j Menuhin）、英国钢琴和管风琴家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等，并被美国纽约的朱利亚音乐学院、英国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音乐学院等许多大学、学院和音乐院校采用，作为教学内容，还成为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选题。20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技术”在澳大利亚和欧美得以广泛的发展。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设立了系统传授“亚历山大技术”的教学机构和国家、地方和国际的专业学术研究学会，确立并实行了“亚历山大技术”职业教学证书制度。按照亚历山大创建的教学模式，取得“亚历山大技术”职业教学证书，一般要经过3年1600学时的训练。“亚历山大技术”的运用不仅限于音乐表演职业，而且还推广到舞蹈、体育运动、健身等领域。受其启发，生物—人类工程学（Bio-Ergonomics）也采纳“亚历山大技术”的观念和方法，运用在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机体运动及相关器械和用具的研究和开发之中，力图使相关的产品符合人类运动机能的本性和规律，使其以人为本。

 

       现代医学用“重复性紧张伤疾”（Repetitive Strain Injury）这个术语，来描述由于重复的动作和过度的身体运动投入，在身体各部位积累形成的紧张习惯和病痛。音乐表演的学习，恰恰不可避免地需要对音乐作品进行反复的练习。而且，音乐表演的练习过程，除了主观方面的过强动机和过分意志努力外，的确也难免身体方面在动作机能上的过度投入。其结果，往往是身心的疲惫，甚至是肌体的伤疼和心理的焦虑、应激等等。例如，声乐学生的下颚，器乐学生的肩、臂、颈，显然最易失调、失控和受损。诸如此类的病态运动，阻碍自然和优雅的音乐表现。“亚历山大技术”在音乐表演运动机能的康复过程中，在教师和学生之间，通过微妙的语言和触感及其反馈，缓释和消除由低效习惯所积累的紧张、疲劳和疼痛，获得流畅、生动、具有活力和弹性感的音乐表现运动。另外，它强调人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责任，强调对自我身心关系的“再教育”。换言之，它提示和敦促音乐表演界的健康和保健的意识及能力。

         在“亚历山大技术”中，有几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首先，要在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建立“动觉”或“动感”（Kinesthesia）的概念。“亚历山大技术”称其为“第六感知”。实际上，动觉原本就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范畴。“亚历山大技术”强调动觉，旨在敦促人们把这个难以言传和不易外显的感知纳入明晰的意识，以“善待”自我的责任感，对动觉过程给予细致入微的及整体和动力的监控、评估和调整，达到改进和优化运动机能的目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和动力的概念。对音乐表演机能在肌体某个局部发生的僵硬、紧张的病症，基于全面的身心立场，而不用“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片面观点看问题，显然是进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动力的观念解决音乐表演运动的肌体病症，是在身心调整过程中，在缓解僵硬感和进一步获得积极而富有生命力的动作之间，寻求平衡，而不仅是片面地追求消极的放松。

       另外，“亚历山大技术”在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式教学中，须把握一整套基于动觉意识的关键运作概念。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下述。1、对立和动力空间（opposition and dynamic space）：要求在此概念的思维引导下，身体主要部位以连接骨节为中心，做相互反向的延伸。如，头部自骶骨做缓释式延伸，双腿自胯骨向地心流动。这种对立的双向延伸，使脊椎和骨盆的压力得到解脱，躯干获得并保持中性的和富有弹性的力量，用于音乐表演的基本支持。2、立足（grounding）：其基础是对立的概念。音乐表演的肌体动作多为上身运动，身体的下部往往容易失去站立或坐落的基点，力不能适时释放而积累为肌体的紧张。立足的概念，要求下肢的站姿或坐姿建立起力量自然下落的思维和习惯。其效果，能够相应地改善或缓解上肢的僵化。3、导向（direction）：是一种经意识指导和体验的机制，使身体能够对所有的动作给予整合，并使音乐表演的各类动作维持在恰当的动力形态中。4、抑制（inhibition）：是动作进行过程中的短暂停顿，其目的在于放弃无效的动作，代以紧张度最低的平衡感和流畅感。5、平衡（balance）：“亚历山大技术”认为，身体运动应处于永恒的流动状态，包括躯干从臀部骨节展开的上行流动，双腿从臀部展开的下行流动，肩部的平行舒展流动，以及双向流动之间的平衡。在延伸、舒展、缓释、流动等动觉体验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平衡。比如，必须区别无效的紧张感与富有弹性的音乐张力感，过度的“严肃认真”与适度和必要的“无为”，寻求用最经济的投入，获得音乐感受和动作感受的最优效益。

  

      “亚历山大技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形成过程中，恰好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盛行的年代。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心理学家倾向于用精确的、狭义的和外在的观点看待和解释人的行为问题。例如，用诸如“强化”和“行为频度”之间的机械关系解释人类学习等行为的发生和发展。而“亚历山大技术”的思想和方法基点，是身体与心理之间整体和动力的和谐，有时还会采用诸如“undo”或“unlearn”（近似于中国哲学所称的“无为”行为和学习状态）等模糊概念和过程，消解过度的学习动机和意图，缓释音乐表演中由于身心失调形成和积累的紧张、疲劳和疼痛，以及低效或无效的运动机能弊病。与早期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主流观念和方法相对照，“亚历山大技术”在20世纪上半叶只能处于一种另类的地位。然而，人类的信仰和观念在变。随着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进展，今天，就人们对世界和对人类本身的认识而言，整体、模糊、跳跃和动力的观念，逐渐替代了以往的部分、精确、线性和静止的观念。笔者注意到，“亚历山大技术”从20世纪初以来的地位和影响，恰好是随着人类思维观念的变化而发展的，因为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在思维范式方面的进步。“亚历山大技术”的价值，不但表现在观念的前瞻，而且在应用中又的确有效。笔者还注意到，尽管目前国外“亚历山大技术”的一些学会和教师否认此技术与“瑜伽”等神秘主义概念的联系，其理由是“亚历山大技术”不包含冥想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诸如“新瑜伽”（new yoga）和“体衡舞”（Body Balance）等健身运动形式却在主动吸取“亚历山大技术”的概念和方法。笔者认为，我国的音乐表演艺术界和教育界应该对此技术有所学习、探讨和借鉴。在音乐表演的“运动科学”和体育的竞技及健身的运动科学之间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个必要性。自从引进有关人体运动的多种学科研究和应用开发技术以后，我国的体育无论是在国际竞技运动比赛，还是在全民健身方面所获得的效益是极为明显的。与体育科学相比，有关音乐表演运动机能的科学研究显得十分落后，而音乐表演的教学和艺术实践中，运动机能和心理机能方面事实上又的确存在着大量令人苦恼的问题有待解决。这种需求，是“亚历山大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也是“亚历山大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价值所在。